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达530余种，但从整体上看译本质量参差不齐
问：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了解和掌握达到了什么水平？
韦建桦：从著作翻译出版的情况看，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经达到530余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经典作家的遗著中仍有大量文献尚未翻译介绍；已经出版的译本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在准确性和可读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有的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由于各种译本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译者之手，因而文字风格很不一致；尤其是经典作家使用的大量范畴、概念和术语，以及经典著作中提到的历史事件、组织机构、报刊文献、人名地名等等，在各种译本中译法不一，没有形成规范严谨而又前后统一的译名体系，这就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困难。
1953年1月，我们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此前，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此后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全集译本。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这两个版本还存在不足之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基本上是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由此造成的一些缺陷。一是《全集》收文不全，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特别是新发现的文献未能编入这个版本。二是《全集》收文有误，因为俄文版编录了若干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例如第一卷第二篇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三是译文需要完善。在整部《全集》中，除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重点著作以外，大多数文献都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用的语言文字直接翻译的，而是从俄译本转译的。这就使中文版《全集》难以避免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况且，转译也容易在语义和风格的把握上造成新的偏差。四是资料不够翔实。许多著作题注语焉不详，甚至没有题注，读者难以弄清原著的写作背景；一些注释涉及的历史事实缺乏确切的考证和介绍；在人名、地名和文献索引中，也有若干不够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启动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工作。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这部70卷本的《全集》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至今只出版了21卷。2003年，中央编译局提出了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精编本的思路和方案。2004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时，中央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确定为工程重点项目，同时要求编辑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目前已出版。
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经”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问：把马恩的著作原原本本地全面翻译出来，只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经”的第一步。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并运用它探索本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才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这方面我们面临哪些困难？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李惠斌：学到马克思主义“真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不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在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问题，还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的开始。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就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作了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事情，是与“真经”不符的。由于苏中都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国家根本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业体系，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离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科学社会主义真可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小农经济和农民必然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沦为无产阶级，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城市化的过程与资本的集中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在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完成的任务。但是，苏联模式中的农业集体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人为地阻断了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使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对农民造成了保护性伤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曾经一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小块土地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或者说只能解决农民的粮袋子，解决不了农民的钱袋子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用益权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配套改革，正在朝着解决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合理地保护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有保障地离开农村的方向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和交往关系高度发达的社会阶段。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
苏联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经济国有化和完全的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经济国有化是持保留态度的。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经济国有化问题产生了疑问，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多余的赘瘤”，是“无产阶级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他们非常明确地主张用一种非常类似于工人自治的作为巴黎公社基本政治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传统的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形式。经济上则主张建立“个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如在股份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的合作工厂、劳动合作社或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不是简单的国家所有制。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国的国企改革，在这方面作了艰难的尝试。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今天对我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东：确实如此。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有学得好的时候，也有照搬照抄搞教条的时候，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我国好几代人都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都形成了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搞了战时共产主义，但后来他说，从理论上来看，国家垄断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真正学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长过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主持人：刘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