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学艺，先学做人
1963年，院长吴仲超把做木器行当的年轻人刘玉叫到自己面前，告诉他，根据革命工作需要，他有可能要改做书法篆刻行当。随后，院长把刘玉和另一个年轻人带到摹画室唯一一位篆刻家金禹民师傅面前，说：“挑一个做徒弟吧。”
解放前，中国印坛有“南陈北金”之说，“金”便是金禹民。但此时吴仲超注意到，“北金”已经57岁，再过3年就要退休，故宫书法篆刻这行当，不能后继无人。同时，院长也注意到木器室27岁的小伙子刘玉性格内向，处事稳重。
金师傅没有多说，只是顺手给两个年轻人每人一块寿山石，“刻完以后，交上来再说”。这一块寿山石，最终让刘玉成为故宫书画印章复制的唯一继承人。
随后，领导找刘玉谈话，“时间紧迫，必须在一年后就投入工作”。对于之前没怎么接触书法篆刻的刘玉来说，“思想压力很大”。他开始到处寻找与篆刻有关的书，除了单位的资料室，中华书局、荣宝斋对面的庆云堂，他和同事刘炳森经常出入。
刘炳森在1963年进入修复厂摹画室工作，是修复厂的第一个大学生。除了一起逛书店研讨书法篆刻手艺，刘玉还曾和他一起到潭柘寺附近，翻山越岭寻找治印的石料，经过几次踩点后，他们为故宫拉回了一吉普车治印的石料。
在这些年轻人眼里，故宫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那时候人非常敬业，真的觉得维护文物的生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命。”刘玉形容道。
当刘玉在荣宝斋对面出入时，荣宝斋的陈林斋和冯忠莲则来到故宫摹画室。根据当时的规定，故宫的文物不能出宫，他们奉荣宝斋之命到故宫临摹《清明上河图》。
两人只能隔着玻璃仔细用放大镜看这幅顶级文物，然后贴着照相师傅所拍的黑白照片构图，再对照原件和照片，一点一点地临摹复制。从1962年开始，他们一直临摹了4年多时间，尚未摹完，但由于“文革”爆发，故宫闭馆，他们的临摹工作不得不中断。
已经被提拔为副厂长的蔡瑞芬被批判为“保皇派”，和刘玉、郑竹友等文物修复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在阴雨连天的南方，刘玉和一些老师傅极不适应，但是还得经常戴着破草帽、披着黑塑料布或蓑衣，光着脚冒雨在稻田里劳动。
这一劳动过程和“文革”，让修复厂损失惨重。郑竹友的夫人在干校劳动期间去世，郑竹友不久后也与世长辞。这个20多岁就以仿造和辨伪古画成名、曾令张大千惊讶的一代名家再也未能回到故宫。青铜器组组长古德旺倒是回到了故宫，但由于弄坏了手，只能在神武门看大门。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不论是珐琅彩华表上掉了的双龙头，还是西四一座寺里被损毁的佛像，古德旺看着照片，不画图纸就能直接敲出原样。这当年是他的一大绝活儿。但是，当从神武门再次回到西三所，他只能无奈地看着那些残缺的青铜器文物，再也无法让它们在自己手里起死回生。
与那些遭受磨难的师傅们比，刚进入裱画室做学徒的纪秀文还算幸运。“文革”期间她依旧被留在故宫，做一些与文物修复毫无关系的工作——在故宫后门执勤，偶尔负责收信、收报纸，还在故宫的景点收租院当了大约一年的讲解员，搞阶级教育工作。
1965年，18岁的纪秀文初中毕业，在填工作志愿时，她的第一志愿是去首汽工作。那时汽车在纪秀文这样的年轻人眼里，是个非常时尚的行当，他们非常向往首汽这样的单位。第二志愿，他们当时一般不填，表示“服从分配”。于是，纪秀文被分配到了故宫修复厂。
进厂当学徒的第一天，领导先跟她讲文物的性质。这个之前从未进过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女孩才第一次知道，“文物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从领导办公室谈话出来后，纪秀文开始进钟表室修钟表，半年后，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裱画室。
“没有愿不愿意，大家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纪秀文回忆道。她当时每天都在练基本功，内容是磨刀和裁纸。师傅要求严格，她学得也认真。除了要记清楚40多道工序，她每天还要把桌子上成沓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过期报纸折成五六层，然后裁得像火柴棍那么细。
当时，这个年轻的姑娘只是觉得枯燥。如今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总结道：“那其实就是磨性子，锻炼得让你坐得住，想急都急不了。”
刘玉则将这种学徒经历总结为，“未曾学艺，先学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