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矩”到“规矩”
在师傅金禹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治印专家。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已经变得非常忙碌。国家当时决定，故宫在1972年重新对外开放，但出于“备战”考虑，尽量把原件收藏起来，陈列复制品。
那些被下放劳动的职工，顿时重新有了用武之地，被召回北京。刘玉是其中之一。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奉命复制“皇帝之宝”，并且材料和工艺都需要他自己去琢磨。
1974年，德胜门外工艺品复制作坊里的工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寡言少语的男子托着腮帮看他们复制工艺品。为了完成任务，刘玉几乎摸遍了整个京城，到处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最后，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经验可鉴，因为“皇帝之宝”属于顶级文物，只能隔着玻璃大致进行测量，不像复制玉玺的作坊可以贴着工艺品测量。
“他们当时复制玉玺的方法，我一看就不准。就那么一根准绳吊着，一点规矩都没有。”刘玉回忆着当时的场景，同时用手比划着。
最终，他找到了复制“皇帝之宝”所要用的黄柏木。回到修复厂后，又琢磨出了用圆规和曲尺来解决测量问题。最终，这一“规”一“矩”，让一方足以乱真的“皇帝之宝”宝玺复制件，呈现到了验收专家组的面前。从此，这方复制的宝玺多次取代原件，在故宫珍宝馆展出。
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复制经历，刘玉也将文物复制和对待文物的原则总结为三个字——“守规矩”。
其实，从他被调到摹画室第一天，领导就告诉他要守规矩，“只能搞复制，不能搞创作”，并强调，文物复制的核心，在于复制品和原件形神俱似；搞创作一般是为了成名成家，为自己求名求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于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当时有足够的震慑力。
在日常的文物修复中，刘玉也把“守规矩”作为行为准则。他们那一代人对规矩的坚守，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提起当修复厂厂长的经历，蔡瑞芬用了一句话形容——“真的不好玩”。
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厂长。跟前任一样，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当时要修的文物，都是需要抢救性修复的文物，完好的文物根本不会去动。
针对文物修复，国家也有明确规定，一级以上的文物修复，需要院长亲自批。大修要报国家文物局，小修要报故宫博物院审批。修复需要打报告，写明修复要求和计划，并需要照相室在修前、修中、修后给文物各照一张相。每个工种都有技术操作的详细规定，尤其是钟表修复和书画临摹，规定及其严格。
文物送到修复厂后，每天下班前必须进库房，从库房进出时，厂长每天得亲自看着，并且还得有其他人在场。那时候，木器室、漆器室、铜器室、糊匣室、钟表室、裱画室和摹画室，也被叫做专业组。每天会有一个组长留下来，陪着蔡瑞芬在下班前关电闸、锁门。
只有修《清明上河图》时例外，因为主修的杨文彬身体不好，文物不用每天还，但他的工作室下班后处于封锁状态，谁都进不去。
蔡瑞芬至今自豪的是，自己在修复厂工作整整30年，经手的文物上万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