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存，艺亦不成
让刘玉和蔡瑞芬等人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院长吴仲超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对文物修复工作和文物修复人员的重视。
1972年，考古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发现了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得知墓里发现西汉帛画后，王冶秋便带着故宫修复厂裱画室的张跃选师傅，坐飞机直奔长沙。张跃选把帛画小心地从地下取上来后，带着帛画和一本长20厘米、宽10厘米、高6厘米的帛书回故宫修复。
此时，装在盒子里的帛书已经粘在一起，像一块砖头。王冶秋、吴仲超和张跃选一起开会，研究如何修复。最终决定，修复计划的制订以张跃选为主，文物局领导和院长的意见只做参考。
根据张跃选的修复方案，这本帛书被放在搪瓷盘里，用蒸馏水整整浸泡48个小时。然后，张跃选用特别薄的竹签，轻轻拨出已经泡开的帛页。负责照相的同事则一直等在张跃选旁边，他拨出一片就照一张相。最终，张跃选一共拨出了549片，其中有字有图的451片、空白的98片。
在张跃选小心翼翼地修复帛书之时，刘玉则对着他带回来的帛画发愁。他的任务是，修复帛画的4个坠穗。这些新出土的文物，第二年要到日本展出，领导要求刘玉必须尽快尽可能好地完成修复工作。
同事将坠穗拍照之后，刘玉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研究照片里织穗子的纹路。然后，他到北京几家织袜子的工厂和织腿带的地方，寻找能织出这种纹路的机器，结果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他只好自己动手，在把钉子和曲别针都派上阵后，做出了一台造型独特的织布机。依靠这台织布机，刘玉顺利完成任务，织出了3件、一共12个坠穗。
但令他失望的是，复制的这些足以乱真的坠穗在日本展出后，不明不白地丢失了。在1973年和1974年，这种事情在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时有发生。刘玉将这归因于“文革是非常时期，没有正经领导”。
那时候，遭受“文革”冲击的院长吴仲超，虽然随着故宫重新开放而复出，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
即便如此，这位院长还是勉力做着一些让刘玉等人“回忆起来觉得温暖”的事。
刘玉记得，每次复制好文物后，吴仲超都会带着徐邦达、刘九庵等故宫著名专家一起验收。他们会先从近处看，然后把原件和复制品挂在一起，从远处再看。
除了验收文物时来修复厂，吴仲超每周必到修复厂一次，来之后会到每个行当都去看看，及时了解情况。在他的力主下，修复厂里技术专家的工资定得很高，比厂长蔡瑞芬还要高不少。
“领导的重视，那个阵势都逼着年轻人不好意思不好好干。”一直声音很低的刘玉，抬高了声音说道。
修复厂那时对年轻人要求也很严，第一次不行就返工，再不行就走人。这也逼得刘玉和纪秀文等人，在进入修复厂后学艺和工作格外卖力。
在刘玉看来，无论是蔡厂长，还是纪秀文和自己，都是真心喜欢文物，热爱这工作，认为应该干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智慧，都在用尽自己的智慧去保护文物”。
近50年来，刘玉曾受人之托，先后为陈毅、陈省身和卢嘉锡等名人治印，也曾为一些机构和平民治印，除了偶尔的材料费，很少收取手续费用。在他看来，别人找自己治印，不是因为自己水平高，而是跟自己的位置有关系，因为故宫当时就自己一个人做这行当。
他更重要的理由是，文物不能成为生财之道，搞文物的人如果是财迷，后果不堪设想。做文物修复的人，应该不受外界干扰，无欲无求，这样才能一丝不苟地修复好并保护好自己手中的文物，否则“道不存，艺亦不成”。
有些近似荒诞的往事，不少故宫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当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故宫内也起了锅炉，铜器室的人因为有铸造经验，被请来做顾问，把故宫里的不少大铜缸给炼了。
下放干校劳动前，刘玉在北京展览馆看过一次红卫兵成果展，展出被砸毁的文物。看着那些残损的文物，刘玉极为心痛。
“文物说明那时候的文化，记录的是祖宗的文化，不能含糊，跟自己的生命一样，坏了就没了。”刘玉常对后辈说，“祖宗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搞文物的人不能做不肖子孙，否则就是不尊重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