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重温南方谈话：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4)

　　先行先试

　　建设小政府大社会

　　广东可闯出新路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您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如何看待民间“自组织”力量？他们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能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政府的传话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的缓冲地带？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比如用村委会组织法来规范。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书记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在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是我们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一块试金石。希望沿着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前进，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共识

　　鼓励地方实践

　　凝聚改革共识

　　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南方日报：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与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兴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据于光远同志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广东又一次走到了全国前面。

　　如果说“大跃进”和随后的饥荒中，广东省委有关同志支持农民养猪，保住了粤北一大片，减少了生命损失。今天，广东从放开非政治、非宗教类NGO注册，培育社会组织，到乌坎事件的善后，在南中国形成了政府社会携手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局面，为我们党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釜底抽薪缔造社会内在和谐与稳定，也正在闯出一条新路。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南方日报记者 段功伟 周虎城 海口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