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台湾军民反对日军占领 曾殊死抵抗(图)

在台湾登陆的日本第二师团一部。

刘永福像

　　两个甲子轮回，又是一个甲午年。

　　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巨大的伤痕：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签订《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丧权辱国。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军民誓言“义不臣倭”，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殊死抵抗，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风起云涌。

　　日军虽然最后以武力侵占了台湾，却付出了死伤3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两倍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宝岛台湾，曾陷于敌手50年，但台湾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起义不断，烽火不熄。

　　“宰相有权能割地”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谈判后，满清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没有争得日本的半分退让，不得不在谈判草约上签字。这便是《马关条约》。

　　据日方记载的谈判记录，李鸿章在签字后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了一句：“我解脱了痛苦。”而对面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则欣喜如狂：“大功告成了！”

　　签约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带着谈判团灰溜溜地乘船回国。李鸿章深知自己将要背负千古骂名，到了天津，他没有颜面进京向光绪皇帝复命，告病请假，躲在天津的寓所里闭门不出。

　　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自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胜枚举，但割地之大、赔款之巨、主权沦丧之重，无出《马关条约》其右。空前的丧权辱国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彼时，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在京的各省举子闻此噩耗，痛心疾首。在京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立即上书督察院，提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各省举子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时的台湾，反对“割让”的浪潮正席卷全岛。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电奏稿中向京城报告：“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写下这悲愤诗句的人，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丘逢甲早年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回到台湾讲书授业。得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血书上奏“拒倭守土”。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台”与“反割台”而争执着，反对割台的声音不绝于耳。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晚清名臣皆在此列，他们还提出了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等等对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吓破了胆，虽然也有犹豫，最终还是屈膝求和。

　　在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做好移交台湾准备的电报中，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牺牲台湾的理由：“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5月3日，在恭亲王奕��的劝说下，光绪皇帝为《马关条约》的正式文本盖上了玉玺。5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代表在烟台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台湾被满清统治者当成换取苟安的筹码，割让给了日本。接下来，似乎就只剩交割的程序了。

　　谁去履行这道会被世人唾骂的程序呢？清廷一致推荐李鸿章。

　　李鸿章虽称“晚清第一重臣”，但在当时的清廷官场上，他树敌颇多，甲午一战，又折光了老本，正是落魄失意之时。举荐李鸿章去交割台湾的，或是落井下石，或是出于义愤，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李鸿章，既然是他签的条约，干脆就让他“恶人做到底”。这些奏章的言语中充满了冷嘲热讽：“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别无一人。”

　　李鸿章推脱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在马关议和期间曾被日本浪人刺伤，没有接受这个使命，转而建议由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交割事宜。清政府以唐景崧是地方官、无权交割为由，改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曾在著作中回忆：“这个任命使总督(李鸿章)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和他的家庭肩上……他完全崩溃了。”

　　李经方原本是李鸿章的侄子，因为李鸿章年届四十膝下无子，就过继为嗣。后来李鸿章有了儿子，但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极为器重。

　　李经方曾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一直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马关谈判期间是主要谈判代表，由他做割台专使也算合理。李鸿章没办法，只能将谕旨转电在上海治病的儿子，称“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

　　可是李经方也知道其中利害，他也不愿去。于是，李鸿章办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大逆不道”的事，他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李经方“素未到台，情形不悉”，而且“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志不清”，所以“李经方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

　　这下把光绪皇帝惹恼了，发圣旨把李鸿章严厉斥责了一顿，而且严词要求“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经方别无选择，只能接了这个注定千夫所指的差事。5月30日，他带着几位协理官员和40名卫兵，从上海出发去交割台湾。

　　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这时已经在炮口指向台湾岛的军舰上等候多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