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柏树说，土地流转无形中还带动了该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截至目前，村里新增个体户120户，运输户新增60户。
“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曾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在新形势下，为让土地产生更大效益，土地流转成了新形势下农民的一种选择。
流转大户收入可观
南山村位于沁阳市南部，太洛、温济、紫黄公路交会穿境而过，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资源、产业优势和商贸集散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有造纸厂等当时还不多见的工业。所以，南山村农民很早就有了种植蔬菜的习惯。无意间，大棚蔬菜种植成了该村土地流转规划的首选产业，而荣尚丰就是该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核心成员。该村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由几户村民将土地流转在一起而成立的。
今年38岁的荣尚丰早年在附近的工厂做工，当时的“收入还算不错”，后来厂子倒闭，他成了下岗工人，就又回到村里种起了田地。荣尚丰对目前的状态很满足：“在村上的合作社搞蔬菜大棚，加上5亩果园的收入，还算可观。”
在位于该市王曲乡大十八里村的沁阳市绿鑫蔬菜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股东之一、来自博爱的王其千告诉记者：“在博爱流转的也有几百亩地，为壮大规模跨县又流转了大十八里村土地1050亩。”他们十几个股东，已经在这里投资了1700万元，主要从事蔬菜水果及四大怀药的生产与销售。
问及收益，王其千一脸满足，他指着一大堆正在进行打包的洋葱说：“我们种了500亩洋葱，亩产1万斤，外地客商上门收购价为0.35元/斤，可以卖175万元，原来种小麦顶多也就卖四五十万元，所以收益还是比较大。”
流转不搞“一刀切”
有着20年农业工作经历的郑建东总结了沁阳市土地流转的条件和特点：“工业基础比较好、人多地少、农业是副业，村情不一、模式不同。”
西万村是晋煤外运的要道，这里曾经煤场遍布，并带动了当地运输、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发展。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村就是声名在外的“明星村”。田柏树说：“村上90%以上的农户都从事二三产业。”而西向镇则号称“中国玻璃钢之乡”，玻璃钢是该镇的支柱型产业。
在西万镇通往西向镇的公路两旁，各种厂房、旅店、餐馆、汽车修理店等很密集，与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景象迥异。而在沁阳南部的王曲乡和崇义镇，记者看到更多的则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秋庄稼，沁南和沁北在土地流转的规模及实施过程也因此存在较大差别。
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应该是土地流转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
针对土地流转，党和政府要求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严禁强迫流转。记者走访的几个村在土地流转中都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但如何协调多数人同意和少数人反对的矛盾？“不愿意流转的农户，村委将条件最好的土地留给他们耕种。”西向镇四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靳军说。据了解，西向镇四街社区的土地已经流转了80%，
靳军告诉记者，该村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中，有10户因家庭变故要求归还土地，“针对这种情况，村委会给他们做工作，给予他们一定的补助，并安排他们到合作社来打工，等时机合适时再调整土地”。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在谋求土地最大化效益的同时，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从自发到规范
沁阳市农业局郑建东主任告诉记者，土地流转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沁阳农村零星地出现了。当时农户自发的土地互换、转包、出租，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产生过纠纷。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流转在广大农村一直存在，并且渐成趋势。农民胡长军说：“外出打工者让亲戚、邻居无偿或象征性地有偿代种土地在农村非常普遍。”农民刘全德一家早在1997年就去北京做生意了，10多年来，家里的10多亩地都由一个亲戚代种，而作为补偿的就是每年象征性的给500元钱。
土地流转就是要向土地要效益，而村民之间的小规模流转并没有脱离传统小农生产的制约，无疑与规模流转的土地集约经营存在较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