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成都改革
编者按：在1000多万人口的成都，一场统筹城乡发展的巨大变革正在不断推进。早在2003年，龙泉驿区、都江堰、双流、郫县、大邑县开展的试点拉开了成都城乡一体化探索的序幕；2007年，成都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变革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
8年来，成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建立基层治理新机制，以及向最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开刀”等一系列探索与试验，努力打破“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和生存发展环境。这场颇具首创意义的变革涉及复杂敏感的各方利益调整，特别是“动房子动地”攸关五六百万农民的“身家性命”。但从整体来看，这场变革基本实现平稳进行，没有出现大的群体性事件或社会动荡。在静水流深的航线上，变革取得了重大成果。
统筹城乡改革8年间，无疑是成都民生改善幅度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的命运被静悄悄改变，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3655元，增长到2010年的802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原来的2.66:1下降到2.54:1。
回眸成都试验8年间，究竟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给其他地方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启示？最近，半月谈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千多万人的利益调整何以波澜不惊
——成都试验：统筹城乡变革启示录之一
管理民主化，“不搞运动”“不刮风”
是否迁入新型社区集中居住——农民自愿；土地是否参加流转——农民自愿；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村民自主。成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不搞运动”“不刮风”，改革推进不靠政府强制命令，而是动员千千万万群众广泛参与。全市农民自愿流转耕地200多万亩，流转农村产权6.6万宗，这靠行政命令是无法实现的。
民主化一方面尊重了群众权利，使改革能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另一方面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使农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保障了改革不走样，不损害群众利益。邛崃市一名村支书买了个85元的公文包，回到村里却报不了账，因为村民选出来5名“理财监督员”，把财务章锯成了5瓣，一人一块，村上的每笔账目全无异议，盖上5瓣公章才能支出。
同时，这不再是“政治精英的改革”，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汇聚民智的改革。“田间地头难分割，房前屋后界不清”，农村产权改革中矛盾非常复杂。但在都江堰市鹤鸣村村支书刘文祥眼里，这些矛盾都在基层顺利解决了。
社会公平化，为改革做好“兜底”准备
成都不断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户籍等制度和覆盖城乡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农民不以牺牲农村的财产权益为进城条件，不需要放弃农村宅基地换取住房保障，不需要放弃土地承包权换社保。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城乡居民公共福利和社会权利的差别，这既是改善民生最急迫的领域，也是整体改革顺利推进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
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解决了农民进城和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保持了改革的平稳，同时推动了改革进程。锦江区红砂村“大胆”地将90%的耕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下，发展观光农业，人均年收入逾万元。
成都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尤其针对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等各类涉农群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改革做好“兜底”准备。
资源配置市场化，让城乡资源互惠共享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说，成都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让城市资本和农村土地资源互惠共享，提高了农村和农民在土地城市化增值中的分配份额，使城市发展“地从哪里来”、农村发展“钱从哪里来”两大难题迎刃而解。
城乡一体的市场机制扩大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高效配置，激发了资本进入农村的动力、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撑。一些地方被诟病的农民“被上楼”现象，警示改革要尊重群众意愿，且不能背离经济规律。
都江堰市天马镇在灾后重建中“拆小院、并大院，依托林地重建”，节约集体建设用地指标1781亩。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用地指标被城区使用，天马镇也获得了2.67亿元“级差地租”重建农房。
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重点是剥离附加在农村劳动力上的不平等待遇，剥离附加在农村土地和房屋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与市场经济要求不适应的管制，构建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认为，成都改革实践的本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记者 肖林 丛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