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清政府中立：朝野主张“联日拒俄”

日军在日俄战争中使用的203毫米巨型榴弹炮。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屈辱。

　　110年过去，日俄战争的过程和影响在历史中定格，但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仍让人困惑莫名：作为战争的直接当事方和最大受害者，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仿佛战争与自己毫不相干。

　　无论从什么角度，清政府也不可能置身“局外”。老大帝国的“中立”，更像是羔羊站在了一狼一熊中间。

　　对这个荒诞不经的立场，历史研究者多将其归咎于清政府的软弱和颟顸，一笔带过。国际法学界也曾做过探讨，却无法为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给出法律注脚，只能将其视为无法解释的“特例”。

　　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尽可能找出长期被忽略的清政府的视角，从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中立”角色，固然有列强压力下迫不得已的因素，也有自以为得计的主动为之。它游走于日俄之间，试图用外交手腕“以夷制夷”。而背地里的种种小动作又表明，它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中立”。

　　只是，弱国无外交，落后只有挨打的份儿。狼熊相互撕咬，羔羊被分而食之。

　　“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晚清，在争抢中国这块肥肉的过程中，列强有着各自的利益，向来矛盾重重。日俄之间结下“梁子”，最直接的爆发点是“三国干涉还辽”。

　　在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展览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一个汉字成语：“卧薪尝胆”。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豪夺了两亿两白银和台湾，一夜“暴发”，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为什么要“卧薪尝胆”呢？原因正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在沙俄的主导下，日本被迫将已经咬在嘴里的辽东半岛吐了出来。虽然他们又敲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却由此知道，自己没有被西方列强认可。日本追求“脱亚入欧”，学来了君主立宪、近代化军事，乃至习惯了西装革履、留八字胡，却仍然是被欧洲强国轻视的小国。所以，日本“卧薪尝胆”，靠着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扩军备战。沙俄取代满清，成了日本的头号假想敌。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喻大华告诉记者：“日本的史学界，多把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放在一起研究。这两场战争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

　　日本对沙俄的仇恨情绪，在清政府看来显然是个可供利用的机会。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交涉中，沙俄扮演了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角色，于是乘机向清政府索酬：穿过中国东北，修筑一条莫斯科直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东清铁路。

　　海参崴是沙俄在远东的第一个温水港口，也是沙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沙俄就认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寻找着出海口。1860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的《中俄北京条约》，获得了天然良港海参崴，从而有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莫斯科和海参崴之间相隔9000余公里，沙俄计划在此间修筑一条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要绕着中国版图的“鸡头”部分走半圈才能到海参崴。而如果从满洲里进入中国东北，经哈尔滨、吉林、绥芬河，则近乎一条直线。

　　1896年4月，沙俄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东清铁路的要求，但被一口回绝。在列强殖民中国的过程中，铁路向来是实行殖民统治、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清政府深有体会。

　　沙俄并不死心。两个月后，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点名邀请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之以国家元首之礼。

　　尼古拉二世是东清铁路最热心的推动者。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891年代表沙皇出席了在海参崴举行的奠基仪式，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尼古拉皇太子头上裹着纱布，那是拜一名日本刺客所赐。

　　此前不久，他率领一支庞大舰队耀武扬威地访问了日本。日本民间盛传俄国皇太子是为了侵略而来侦察军情。尼古拉皇太子在日本滋贺县兴致勃勃地乘坐人力车的时候，一个名叫津田三藏的日本警察抽出佩刀，砍向了他的头部。

　　尼古拉皇太子受伤并未致命，津田三藏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政府担心这样的判决不能安抚俄国，却又无法说动坚持依法审判的审判院院长，日本外相、法相、内相相继辞职，甚至有日本民众到尼古拉皇太子驻地附近自杀谢罪。最终，这起刺杀事件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日俄关系，但来自日本的挑战已经让沙俄深有感触。

　　李鸿章也遭到过日本的刺杀。《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一名日本浪人开枪正中李鸿章面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那颗子弹还在李鸿章的上颚骨里。

　　同样的被刺经历，也许让李鸿章和尼古拉二世在对日本态度上更趋一致。清政府与沙俄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很快签订，即《中俄密约》。两国共同防御的目标明确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而为了满足共同防御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筑东清铁路。

　　随后，李鸿章带着两百万卢布巨款返回国内。“这笔钱现在在史学界还是一桩公案。”喻大华说。

　　一种说法是，李鸿章收受巨额贿赂，出卖了东清铁路。此说源自时任沙俄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的回忆录，他记录说，时任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但是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此事。

　　另一种说法有更多的资料可供佐证，李鸿章带回的巨款是沙俄承诺的东清铁路分账，“无论盈亏，年付二十五万，先行支付两百万。”

　　且不论受贿说真假，沙俄开出的“御敌互助”条件正中李鸿章下怀。“以夷制夷”几乎是李鸿章与西方列强周旋的基本策略，特别是在甲午一战赔光了老本之后，手里已经再没有能与列强对抗的资本，只能不断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了。

　　喻大华说，李鸿章未必看不出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企图，但当时日本的威胁更为紧迫，他只能先顾眼前再说以后。

　　在赴俄之前，李鸿章就有“联俄拒日”的打算。他的友人黄遵宪在诗集自注中言及此事：“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没能等到他期望的二十年和平期。1901年11月，最后一次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京病逝。

　　也就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李鸿章寄望的东北“二十年无事”化为泡影，打破这种状态的，恰恰是他引为援手的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