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清政府中立：朝野主张“联日拒俄”(5)

辽宁旅顺港内，俄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巴拉达号与波必达号的残骸。

　　暗流涌动

　　袁世凯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场的倡导者，但这只是公开的姿态，背地里行的是“联日拒俄”之实。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中，袁世凯起到了突出的协助作用。

　　1903年11月，日本向清政府通报谈判无望的同时，一个“日本老朋友”秘密前往天津，登门拜访袁世凯。

　　此人名叫青木宣纯，刚刚被日本政府派到北京担任公使馆武官。而在历史上提及青木宣纯的名字时，往往冠以“日本对华谍报工作鼻祖”之称。他在中国先后生活了28年，是日军中“第一代中国通”，北京官话、粤语说得足以乱真。著名的日本在华谍报组织“青木机关”就是他创办的。

　　青木宣纯早就培养了和袁世凯极为密切的关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聘请了大量日本顾问、教官，对青木多有借重。后来出任山东巡抚，还把青木请去督练新军。青木宣纯被袁世凯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见到袁世凯，青木宣纯直截了当地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袁世凯答应得痛快：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

　　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

　　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清政府中帮助日本的远不止袁世凯一个。在“局外中立”的外交形象之下，“联日拒俄”暗流涌动，一直未断。日本表面上劝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拉拢，寻求清政府的协助。只是，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见不得光，在正式的文件资料里没有任何记载。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日本的满铁图书馆，保存有不少日俄战争中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零星记载的片段，足以拼凑出清日的暗箱联合。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

　　一名幸存的特别任务班第四班成员回忆，他们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当时，双方对此均讳莫如深，一般东北官员也不知详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过境迁，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做了表彰和纪念，客观上揭露了这一秘密。

　　清政府暗地里对日本的支援，沙俄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喻大华说，正是沙俄多次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抗议，让他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注意到了清政府的真实立场。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对沙俄的答复，在多数情况下明显是“装糊涂”甚至耍赖。

　　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清政府自然极力否认，而且反诘：“兴京厅以南驻扎之华队，究系某县所属，是何地名，带队官是何姓名，所带人数若干？”“须有确实凭证，不得以疑虑揣度之事，笼统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国公使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岭有日军二百名并华人三百与俄军攻击，该华人编队身穿号衣，上有中国团练第一、二、三之百人队字样，并在战场留尸七具为证。”这个说法算得上言之凿凿，清政府指定奉天当局调查，结果干脆以“遍查宽甸境内，并无太平岭地名”回复。

　　日俄战争期间，沙俄也没有真正尊重过清政府的“中立”，本该受“中立”保障的东北人民生命财产不断遭其荼毒。沙俄意见最大的招募华人助战，其实也是他们的手段。比如后来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日俄战争开始时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后又转投日本。

　　清政府没有恪守“中立”，日俄也未尊重“中立”，三国两方互相指责、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着，将清政府的“中立”戏演到战争结束。